在搬到浙江海盐生活之前，余华曾在杭州生活了几年，他出生在那里，却没能成长在那里。

余华家里有四口人，父亲、母亲，还有一个哥哥，叫华旭。兄弟二人同胞不同姓，哥哥跟随父亲姓“华”，弟弟则跟随母姓“余”。

1961年，在余华1岁时，父亲为了实现自己成为外科医生的梦想，离开杭州，来到了一个叫海盐的县城。

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父亲将工作的地方花言巧语地描述了一番。

几个月之后，母亲便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了海盐，结果发现眼前的现实根本不像信中写得那般美好，“这里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从此开始，余华的故事迎来了那个人尽皆知的开篇：

因为父母都是医生，余华和哥哥的童年岁月几乎是在医院里度过的。

上小学前，余华整日在医院的走廊里乱窜。几乎每天，余华都会看见护士从手术室里提出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倒进住院大楼后面的池塘里。到了夏天，成百上千只苍蝇就会聚集在水面上。

那是余华最常见到血的时候。在医院，他时常会碰见父亲穿着沾满鲜血的手术服行色匆匆，就连口罩上都血迹斑斑。

他并不恐惧，只是很好奇，父亲为什么不肯停下来和自己说一两句话？

对比之下，在内科工作的母亲就要好一些，她不仅会叫住乱跑的儿子，没有病人问诊时，还会将小儿子叫进诊室说几句话。

等到余华上小学，一家四口搬进了医院的宿舍楼。家的对面是太平间，旁边则是公共卫生间。

家里没有厕所，每次想要解手时，余华都要先路过太平间。那时候“死亡”像是一个熟悉的过客，他日日遇见，却从不攀谈。

余华第一次与“死亡”对话，是在小学四年级的某个深夜。他睡在床上，听见不远处的太平间里传出凄惨的哭声，男女老少，各种哭喊。

白天，余华搬着板凳坐在家门口，看见逝者家属在太平间外叫喊哭号、互相安慰。他很好奇，“死亡”到底是什么？

于是他偷溜进太平间，看见白布下面盖着死人，一只手露在外面，微微弯曲，有些灰白、发青——死亡，原来就是这个样子。他非常坦然且平淡地接受了这件事。

海盐的夏天很热。为了找到一个舒服的午睡地点，余华走进了太平间，那里有一张用水泥砌起来的床，非常凉快。他躺在上面，可以睡上几个小时。

他曾一度很留恋这种感觉，但又无法形容这种奇妙的体验，直到许多年后，他在海涅的《还乡曲》中读到这样的语句：

“死亡是凉爽的黑夜，生命是闷热的白天。天黑了，我进入梦乡，白天使我很疲惫。”

因为留恋闷热夏日里的凉爽，余华一度很痴迷“死亡”。于是在最初写作时，他犹如一个冷酷无情的“连环杀手”，无差别地“谋杀”每一个笔下的人物，好像每一个人的结局都是离奇地忽然死去。

多年后，有读者曾打趣地问余华，为什么一定要写死那么多的人？余华笑着回答，很多小说里的人物结局不是由作者安排的，而是命运本该如此。

有些失去就是毫无征兆的。

就像小时候，余华有一位玩得还不错的小伙伴，名字他已经忘记了，只记得对方很会吹牛，经常穿一条花短裤。

和他笔下的人物一样，那个爱吹牛的孩子很早就死去了，是被他父亲一拳打死的。男孩犯了错，父亲为了教育他，一拳抡过去，正好打断了颈动脉，当场就没了呼吸。

在那个年代，死掉一个人是很平常的事。大家讲起时也不悲伤，只觉得他们倒霉。

男孩的家里有六个孩子，他排行老四，不上不下，身后事也办得极为潦草。他被匆匆埋在池塘边，坟堆不高，连墓碑都没有。

几年风吹雨打后，小坟堆被大地吸收，连带着男孩也没了踪影。就这样，所有人都遗忘了他，一个人彻底地消失了。

长大成人前，余华听过、见过很多类似的故事。生与死对于彼时的他来说，就是一桩接一桩的意外，大家都是自然而然地来，而后不值一提地走，毫无准备。

所以他没法渲染什么，很多情绪还来不及感受。所谓“百感交集”都是很久之后的事，当然前提是，那些人和故事被一直记得——遗忘，比死亡更残忍。

《活着》电影剧照

1977年，余华高中毕业，远方突然传来恢复高考的消息。大家一片高兴，心里想着一定要考上北京、上海的大学，离开农村，进入城市。

这一年，17岁的余华第一次参加高考。填报志愿时，大部分同学都写了“清北”和复旦、南开，还有几个人写了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被当作笑话笑了很久。

当时大家对于大学都没有非常清晰的概念，以为填报志愿只是玩玩而已。几个月之后，高考成绩公布，整个海盐只录取了四十几名考生，余华不在其中。

这本来是一件伤心事，但听说周围的朋友都没有考上，他反而不难受了。

第二年，余华再次报考，落榜。父母鼓励他再试一次，他不愿意，直接参加了工作。

根据父母的安排，余华进入卫校，学习了一年，被分配进镇上的卫生院，成了一名牙医。

卫生院服务的患者主要是乡下的农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等到身体实在挨不住了才会走进医院，所以留给大夫的发挥空间很小，很多病拖着拖着就变成了“无药可救”的绝症。

第一天入职医院，余华跟着一位姓沈的老大夫实习。师徒二人第一次见面就是在操作台上，沈师傅正在给病人拔牙，兴许是用的力气太大，整个人龇牙咧嘴的，狰狞的样子给了余华不大不小的冲击。

拔完牙，二人简单聊了两句，另一个病人走进来了，沈师傅便让余华站在他的身边学习：先用棉球蘸着碘酒消毒，然后注射麻药，等到抽完一根烟，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得到肯定回复后，拿起钳子，拔牙。

余华眼看着沈师傅用一模一样的流程接待了两名患者，之后就听见沈师傅说：“下面的病患都由你处理。”

余华一愣，心想这算什么回事？几分钟后，他就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位病人。虽然内心慌得不行，但也只能强装镇定，表里不一的样子，像极了新人初入职场，明明什么都不懂却还要被领导点名“讲两句”。

他学着师父的样子，消毒、打麻药、抽一根烟，然后问病人“舌头大了没有”，接下来麻烦了，他忘记要用哪把钳子了。他向沈师傅投去求助的目光，得到指点后，终于心惊胆战地拔下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颗坏牙。

没有任何过渡，余华就这样突然成了牙医。这一年，他刚好18岁。

余华旧照

余华做了5年牙医，粗略计算，拔掉的坏牙有上万颗。很多人因此摆脱了磨人的牙痛，可他本人却没有体会到半点成就感。相反，他感受到成千上万张开的嘴巴正在一点点吞噬着自己的青春，“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

余华比较喜欢自由的工作，所以多年来始终无法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下班，这简直太难受。

卫生院早晨7点上班，即使迟到1分钟都会被训斥。可他几乎每天都迟到，领导几番说教无果，干脆在医院的走廊里加了一个“上班铃”，提醒大家按时上班。

每天清晨，铃声准时响起，余华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出宿舍，而后在心里默问：到底是谁规定的，一定要白天上班？

余华工作的卫生院就在大街上，空闲的时候，他会站在二楼办公室的窗边，看街上人来人往，一看就是一两个小时。在某个极为普通的下午，余华盯着街道，心底忽然涌上一股莫名的悲凉：

“我忽然觉得自己没有了前途。就是在这一刻，我开始考虑起自己的一生应该怎么办，我决定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开始写小说了。”

按照余华本来的意思，走上写作道路是为了“改变命运”。可如今更广为流传的，却是另一个版本的故事：

还是在卫生院门前的那条街上，余华看到文化馆的工作人员整日在大街上游手好闲。他询问对方，为什么可以不上班？那个人回答，在大街上游玩就是自己的工作。

余华听后十分羡慕，于是也下定决心要进入文化馆工作。当时进入文化馆有三条路可以走：作曲、绘画、写作。前两个太难了，他只好选择“只要认识汉字就行”的写作。

这个听起来很不正经的回答来自1997年，余华、苏童、莫言、王朔受邀去意大利都灵参加远东地区文学论坛，讲述自己为何写作。

在这场演讲中，余华说自己写作是为了逃避上班，莫言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买一双新皮鞋，王朔说自己是为了谈恋爱，只有写出《妻妾成群》的苏童给出了一个非常官方的标准答案：为了热爱和梦想。

演讲结束后，苏童懊恼得直拍大腿，怒骂自己愚蠢，应该和朋友们一样瞎编一个不正经的故事，说不定也可以像余华一样，在日后博大家一笑。

余华、苏童

为了进入文化馆工作，余华开始写作。在此之前，他对于文学的认知全部来自于小说和大字报。读，很容易；写，怎么办？余华想了想，找来了一本《人民文学》，翻看了两页，简单了解标点使用方法和分段技巧，“好了，可以开始写了”。

1983年，没有任何写作经验的余华，又突然成了一名作家，直到今天依旧乐此不疲。

年幼时，余华曾读过一个句子：“秋天，我漫步在北京的街头……”他无比激动，出生、成长在南方，他从来没有见过北方城市的秋天。

余华第一次到北京就是在1983年的秋天。

那个时候他已经写了1年的小说，四处投稿，却从未得到回应。有一天，县里邮电局的总机告诉他，有一通来自北京的长途，是《北京文学》的主编周雁如打来的。一个改变命运的电话。

余华至今都记得周雁如当时的声音，很急，但是语速并不快，她邀请余华到北京改稿，告诉他，路费和住宿费由《北京文学》承担，而且还有出差补助。

余华原本是有犹豫的，毕竟每个月30元的工资，似乎很难支撑他远行。但周雁如开出的条件让他放下了所有担心，第二天就坐上了去上海的大巴，在那里又坐火车去了北京。

改稿很顺利，余华仅用了3天，就将稿件改完了。周雁如给出的修改意见是，结尾有点灰暗，需要改得光明一点。余华乐呵呵地说，只要能发表，自己可以把文章从头到尾都改得光明。

余华是一个极其幸运且成功的“乙方”。他碰到了一个充分理解、尊重自己的甲方，并且出色、精准地完成了对方的需求。

一切顺利结束后，周雁如对余华说，不要着急离开北京，可以借着机会好好多玩几天。余华毫不客气，顶着秋末凛冽的寒风，在北京街头四处游走。

他很喜欢这座城市，到处都在修路、盖高楼，他觉得这里像是一个巨大的工地，机器发出的轰鸣昼夜不绝，像极了一种原始的吼叫，嘈杂，但是生机勃勃。

漫步在北京的街头，余华觉得很奇妙。周围很吵闹，可是没有一个人认识他、打扰他。这和县城海盐完全不一样，那个地方太小了，大家互相认识，无论走到哪里都会碰到熟人。

可北京不一样，北京很自由。这种“自由”时至今日仍吸引着余华。在人人都高喊“北上广没有人情味”的时候，他反而很喜欢这种疏离感：

“北京最大的优点，是谁也不把谁当回事儿。大家需要我的时候，就重视我一下，不需要的时候就算了，一直被关注也不好。”

这里就是“一座属于别人的城市”，无论谁来，都是若即若离。它不会给予异乡人归属感，也不会要求谁必须给予什么，大家都是自在的。

在北京的街头漫步了半个月，余华回到了海盐。作为“海盐历史上第一个到北京改稿的人”，他一夜之间成了公认的人才。一个月之后，余华如愿被调到文化馆工作。

上班第一天，余华故意迟到了几个小时，快到中午才晃晃悠悠地走进文化馆，本想试探一下大家的反应，不想却成了整个办公室第一个来上班的人，“我当时就知道，这个地方我来对了，我觉得自己是在天堂找到了一份工作”。

多年后，这个故事在互联网上广为流传。在被KPI、PPT、微信群追着跑的时代，余华的松弛感成了职场里比钻石还要珍贵的东西。

再讲起这段经历，余华说，自己“躺平”的底气主要来源“那是一个只要努力，就一定会有收获的年代”，累了就可以休息，养精蓄锐，继续奋斗便能收获新希望。

可如今已经很难这样轻松地工作了，“现在如果再有人告诉你，要努力工作，你要有上进心，你就会得到很好的回报，那是鸡汤，不是事实”。

余华很怀念过去的时候。努力就有收获，一切都很纯粹。

如愿进入文化馆工作之后，余华开始了大量的阅读和写作，接连发布《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等短篇小说。

和当时极为流行的现实主义文风相比，余华写下的文字更加残暴、诡异，甚至是血淋淋的。借此，余华成为先锋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文学》时任副主编的李陀在看过他的作品后直言“余华已经走在了中国文学的最前面”。

1988年前后，余华获得了一个去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经历了2次高考失利，他早已对读书失去了兴趣，他本想拒绝，但一听说毕业了就可以有硕士研究生文凭，他又很心动。“上完高中直接读研究生，这个听起来很厉害”。

也是在那里，余华认识了莫言。两个人在一间宿舍里住了两年，相看两厌，分开怀念。

进入鲁迅文学院学习时，莫言已经可以凭借文章挣得稿费，是同学中唯一拥有随声听的“大富豪”。

不需要写作、阅读时，莫言最大的爱好就是听歌，然后一边听一边疯狂抖腿。当时余华正在写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细雨中呼喊》，莫言则正在创作《酒国》。

莫言思考时也喜欢抖腿，连带着桌子也一同晃动，余华只觉得灵感被一同抖了出去。

有一天下午，余华在宿舍走廊看见了一个被人遗弃的大衣柜，便叫上莫言，二人合力将衣柜搬进了宿舍，和屋中原有的柜子组合在一起，将房间隔成了两个单独的区域，余华和莫言各坐一边。

组合衣柜中间有一条缝隙，偶尔余华还是会通过细缝看见莫言抖动的背影，莫言也觉得很不自在，于是他们又在两个柜子之间挂上了印着港风美女的日历。

那天之后二人文思泉涌，写稿速度也大幅提高。

余华、莫言

余华和莫言没有上过大学，对很多常识并不了解。拿到鲁迅文学院的毕业证书后，他们一前一后搬离宿舍，几个月之后又先后接到学校老师的电话，要求他们立刻返校答辩，否则就没有学位。

直到这时二人才知道，毕业证和学位证并不相同，只好又火急火燎地跑回学校进行毕业答辩。

余华很喜欢北京，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便一直定居在北京。莫言的老家在高密，也是他所有创作灵感的来源，所以每次需要写作时，他都会收拾行李回到家乡，一住就是好几个月。

九十年代初，余华“赶时髦”在家里安装了一部座机，但因为使用者太少，电话一年也响不了几次。

那时唯一会给余华打电话的人就是莫言，借此交谈近日生活和写作进度。

1994年，莫言在电话里告诉余华自己要写一本纪念母亲的“长篇巨作”，起名为《丰乳肥臀》。话音刚落，只听余华在电话这头爆笑如雷。3个月之后，莫言写出了50万字的初稿，余华一看，还真叫这个名字？！

几年后，莫言又拖着行李箱回了高密。40天之后，《生死疲劳》诞生了，余华再看，笑不出来：“妈的，怎么写得这么牛逼，很嫉妒！”

余华、莫言

1995年冬，《丰乳肥臀》定稿、出版，因为书名露骨、内容赤裸，引来骂声一片。余华本想安慰莫言，但一想到自己的处境同样糟糕，慰问的话到了嘴边也只剩苦笑。

那几年，余华写出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相比于从前作品展现出的暴戾与残酷，这两部更多了一些与苦难和解的意味。两部作品发布后，众人痛批余华背叛了先锋，陷于流俗。

一片质疑声中，余华回应，“作家不会为了一个流派写作”，他只是想写一个故事，一个发生在那个年代的故事。

33岁那年，余华无意间读到了史学家贝瑞孙写给海明威的信，信中提及文学作品中的象征手法，贝瑞孙给出的理解是：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他们不象征任何东西。

这句话彻底颠覆了余华对文学、写作的认知，于是他舍弃了此前所有的技巧，循着一个新路径写下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

从前他习惯赋予“苦难”厚重的意义，可那都是旁观者的臆想和思考，“福贵和许三观也许不会这么想”，他开始尝试尊重笔下人物的命运，让大海只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

《活着》电影剧照

风波中，一位文学评论家找到史铁生，问他如何看待好友余华的改变，史铁生回答：“这让我心明眼亮。”

他读懂了余华笔下的“苦难”，因为他身处其中。

被双腿彻底背叛后，史铁生半生都被困在轮椅之上，病痛缠绕着他，他却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幸运的人”。

史铁生

每每回忆起史铁生，余华的讲述都是轻快、明亮、温暖的。

在他讲述的故事里，史铁生是在篮球场上坐着比赛的足球守门员，是可以在麻将桌上力挽狂澜的牌友，是和他们一起去地里偷黄瓜的“最佳损友”，是即使遭受了命运的不公，也笑对一切，保持善良，没有丝毫怨言的“轮椅巨人”。

余华（后排左二）与史铁生、友人合影

之前，余华与莫言、苏童等老友共同参加了一档读书综艺。坐在有风的岛屿上，他们聊起有关文学的故事、一去不复返的黄金时代，当然，也有史铁生。

苏童说：“我记得铁生的体温。”

余华说：“铁生，铁生不在了。”

余华又一次想起了铁生

纵使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但2000年之后，中国文坛确实失去了很多活力。

造成尴尬局面的原因有很多：商业主义大范围进入市场、网文崛起、影视行业的迅猛发展……娱乐方式多种多样，阅读和写作已经不那么流行。

这段时间里，余华明显放慢了自己的写作速度，从1995年写出《许三观卖血记》之后10年，他的作品只有几篇短篇小说和随笔。

没有人关心余华去哪儿了——“文学”已经不重要了。

2005年，余华的《兄弟》问世。对于这部自己呕心沥血、竭尽全力才写完的作品，他寄予了很大的期许和希望，本以为会得到无尽肯定，不想现实却是“骂声如雷，在头顶轰隆隆响了半年”。

多年前《活着》与《许三观卖血记》诞生时也是如此，面对批评和否定，余华坦言自己早就习惯了。

之后又是8年，余华写出了《第七天》，与此同时，他的好朋友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个获得该奖项的中国籍作家。

这一年，中国文坛短暂地沸腾了一下，只是片刻，又回归了一片静寂。余华的《第七天》没能激起太大的浪花，莫言也再未写出长篇新作，曾经的“难兄难弟”又一次殊途同归。

2021年，长篇小说《文城》出版，此时余华已经61岁了。同为80年代作家，余华是为数不多一直在写作的人，有人问他坚持的诀窍是什么，余华的回答是：别太坚持，要不谁也扛不住。

余华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非常不勤奋的作家。谈起2000年之后写作速度变慢的理由，他极为坦诚地说，是因为日常生活太丰富了，分散了一些精力，直白点说就是：在玩，没空写作。

余华形容自己的写作习惯是“写一写，歇一歇”。实在无法推进文章进度时，他就会去做一些事情放松一下自己，比如看球赛、看电影、读书。

为此，他开通了所有视频平台的会员权限、成为B站的大会员、花400元升级了网络电视系统，娱乐渠道不断升级，唯有小说进度停留在原地。

这或许是“网红作家余华”故事的起点。

2021年年初，余华发表长篇小说的消息悄悄地出现在互联网上，在配合宣传、签售新书的过程中，余华早年关于“写作是为了不拔牙”“上班故意迟到2小时”的发言在网上流传开来，完美契合了当代打工人的真实状态。

从此开始，余华在互联网上日渐走红。某天中午吃饭，余华的儿子告诉父亲“你上热搜了”，余华这才知道，所谓“流量”原来是这个意思。

有人曾统计过，从2021年《文城》问世到现在，余华一共登上微博热搜五十余次，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躺平言论”“摆烂文学”，与史铁生、莫言、苏童等文坛大佬的“怨种兄弟故事”，以及著名的“潦草小狗”图片……

余华与“潦草小狗”

去年，余华受邀参加了李健的线上音乐会，累计观看量超过了4亿，这是余华第一次对自身流量有了具象的认识，“那简直是个天文数字”。

流量汹涌而来，余华起先并不在意，直到商业广告也接二连三地找上门，他才意识到“事情有些不对了”。

“之前有一个洗发水品牌找到我，请我去做代言人，我很果断地拒绝了。我知道自己是干什么的，这个分寸我是知道的，作家做广告是很滑稽的一件事。”

余华与李健

“我此生为之奋斗的，不是流量，是文学。”

在成为“网络顶流作家”的这几年，余华不止一次回答过这个问题。他很清楚地知道，“现在说喜欢我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根本没有读过我的书”；也很明白，那些迅速聚集的流量，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也会忽然消散。

他没有想要留住什么，因为那些本身也不是他所渴求的。

如今的“全网狂欢”只是一种巧合，流量碰巧选中了他。热闹的是时代，不是余华。

舆论如今讨论的“余华现象”，更像是一种对于当下的希冀和渴望，抑或是对于旧时光的缅怀。

当有一天这种时代情绪消散了，“网红余华”又会重新回到角落，而作家余华早已安静地老去。

青年余华

现在再提起文学，余华说自己不可能写出比《活着》更受人喜欢的作品了。“我只有在32岁的时候，才属于《活着》；当我到了35岁，我就属于《许三观卖血记》了，现在我都不属于它们两个了。”

他清晰感知到了时间的流逝，也很清晰地意识到，有些东西早已过时。

“我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人。年轻的时候我的梦想是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伟大的作家，但《兄弟》之后，我发现那不可能了，因为该写的，我都已经写完了。”

老年余华

有人曾问过余华，在所有网络评论里，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余华说，是他刚在网络上走红那会儿，有个人惊讶地问：

“写《活着》的余华居然还活着？我以为他不在了！”

原来，那个时代已经过去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