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玲女士的人生经历可说是一波三折，下乡插队期间她和农村小伙子结婚，后来为了回城，她无奈地选择了离婚，两岁的儿子留在了山西。回城后再婚，因为惦记留在山西的儿子，被丈夫怀疑，无奈再次离婚。后来遇到了一位知冷知热善解人意的好男人，孙女士再次组建了家庭，总算过上了平淡顺心的生活。

可就在前不久，孙女士的儿子领着孙子突然来到北京，找上门来了。孙女士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乱，她到底该不该和孩子相认，孙女士还真左右为难了。

事情的详细过程，就得从孙桂玲到山西下乡插队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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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孙桂玲回忆，她是1968年12月下旬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北京的，那天的天气特别冷，同学们都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还冻得瑟瑟发抖。孙桂玲家的条件不是很好，家里没钱买棉大衣，她身上就穿着一件薄棉袄，头上包着一块枣红色围巾。

就在火车快要开动时，孙桂玲看到了他父亲的身影，他父亲在站台上拼命挤到列车前，双手举着一件棉大衣，通过车窗塞给了孙桂玲。那是一件崭新的棉大衣，也是孙桂玲做梦都想得到的一件棉大衣。

孙桂玲的父亲气喘吁吁地说：“你妈昨天买的布料和棉花，求人家连夜给加工的，你快穿上，听说山西那边比北京冷……”孙桂玲的父亲还没说完，列车已经缓缓启动了。孙桂玲含泪冲她爸挥挥手，回到车厢里的座位上，用大衣蒙住头，呜呜哭了起来。

令孙桂玲万万没想到的是，家里条件这么不好，爸妈还是想办法给她做了这件棉大衣。孙桂玲的母亲没有工作，就她父亲一个人上班，她还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在读书。为了送她去山西插队落户，他父亲凭票花了二十块钱给她买了一个行李箱（木箱子），她母亲给她做了新被褥，还买了内衣内裤，家里五口人就靠一个人的工资，他父亲一个月才三十多块钱的工资啊……

到达山西后，那一批北京知青被分在了运城地区的绛县，孙桂玲他们十一名知青最终被分派在了王家坡大队第四生产小队，大家临时借住在老乡家中，孙桂玲和张玉芹借住在了王奶奶家，也和王奶奶一起搭伙吃饭。

王奶奶是一位孤寡老人，当年六十岁，她老伴五年前因病去世了，就剩下了孤苦伶仃的王奶奶一个人。两名女知青来借住，王奶奶很高兴，把炕头让给孙桂玲和张玉芹，她把自己的铺盖抱到了炕梢上。

来到王奶奶家借住的第二天一早，孙桂玲和张玉芹刚起床，就有一名年轻小伙子给王奶奶挑水来了。那个小伙子把水倒进水缸里，挑着空桶就走了。不一会功夫，他又挑来一担水。王奶奶看那个小伙子要走了，就笑着说：“大柱，你在这吃早饭嘛。”“不啦三奶奶，我还要去挑水，俺娘还等俺挑水做饭哩。”

从那天起，叫大柱的那个后生天天来给王奶奶挑水，有时也帮王奶奶推磨，那个小伙子长得挺结实，浓眉大眼的，就是皮肤有点黑，不太爱说话，看到孙桂玲她俩只是笑一笑，从不吱声。王奶奶总是夸大柱，说他勤快能干心眼好，可没少帮她家干活。

后来孙桂玲才知道了大柱的具体情况，大柱姓王，大名叫王成柱，当年十七岁。王成柱家和王奶奶是本家，但不是很亲近。因为王奶奶无儿无女，以前王成柱的父亲也没少帮王奶奶家干活。王成柱自从能挑动水，就经常帮王奶奶家挑水，帮王奶奶家干杂活。王奶奶也很疼爱王成柱，有好吃的都留给王成柱吃。

春节前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农闲时节，地里没什么农活，北京来的知青除了偶尔去大队部开会学习，其他时间基本就不出门了。

过了正月十五，天气才逐渐转暖，春耕备耕生产也就渐渐开始了。春耕春播生产虽然比不上夏收和秋收忙碌，可也不轻松，挑粪拉犁，耙地播种，天天都得起早贪黑地干，天天都有干不完的农活。

刚参加生产劳动，知青们肯定不适应，特别是几名女知青，都十六七岁的年龄，干一天农活回到家连饭都不想吃。好在乡亲们都很善良，队长也尽量给知青们安排轻松的农活，再加上乡亲们的关爱和帮助，知青们少吃了不少苦头。

麦收的时候，真的是天天顶着星星下地割麦子，迎着月亮收工回家，中午时间又热得要命，那真叫一个煎熬。

每天割麦子时，王成柱都会把队长分派给他的几垄麦子以最快的速度割完，回头就去帮孙桂玲割麦子。帮孙桂玲割完了，再去帮张玉芹，他一点都不嫌累。

看王成柱累的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淌，孙桂玲和张玉芹都很感动也很愧疚。要是她俩割得快一点，也就不用让王成柱帮忙了，王成柱也就能和乡亲们一样坐在地头歇一歇。因为帮她俩割麦子，王成柱就没有时间歇歇了。

那个麦收，多亏了王成柱的关爱和帮助，孙桂玲和张玉芹才算没被累病，其他生产队有好几名女知青累病了，还有一名女知青因为中暑晕倒在了麦田里。为此，孙桂玲和张玉芹发自内心地感激王成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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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耕到麦收，从秋收到秋种，王成柱都是默默地关爱帮助孙桂玲和张玉芹，麦收时节农活那么累，王成柱也没忘了帮王奶奶挑水。孙桂玲和张玉芹洗衣服用水多，王成柱每天就多挑一担水。有时孙桂玲也想去挑水，可王成柱把王奶奶家的水缸挑满水，就把水桶挑回他家，孙桂玲和张玉芹想去挑水，也没有水桶。

那年秋后，大队为知青们修建了新窑洞，成立了知青点，孙桂玲和张玉芹就不在王奶奶家借住了，也搬到知青点和大家一起吃住去了。因为知青点男知青都主动去挑水，王成柱也就不帮知青们挑水了。

第三年秋后，乡亲们都被派工去修铁路，知青们也和社员们一起去参加铁路建设。那个冬季，在铁路建设工地上，王成柱可没少帮助孙桂玲。

有一次孙桂玲感冒发高烧，吃药打针也不退烧，王成柱就用工地上的地排车和张玉芹一起拉着孙桂玲去了公社卫生院，他还把自己的被子铺在了地排车上。因为高烧烧成了肺炎，需要住院治疗，张玉芹留下来陪护孙桂玲，王成柱不放心，天天收工后都去一趟卫生院，给她俩送饭，往返要好几个小时。

就这样，孙桂玲对淳朴善良的王成柱产生了感情。1973年冬季回北京探亲过春节，孙桂玲把她喜欢王成柱的事情告诉了她父母，她父母说尽量争取招工进城，实在不能进城，也可以考虑在农村结婚成家。

第二年秋后，在王奶奶的撮合下，孙桂玲和王成柱领取了结婚证。当时已有两名知青招工进城了，张玉芹并不支持孙桂玲和王成柱结婚，她怕孙桂玲以后会后悔。孙桂玲说既然选择了，就不后悔。

两年后，孙桂玲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叫王斌，寓意他长大后能文能武，能成为栋梁。

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孙桂玲和张玉芹一起报名参加了考试，结果张玉芹考上了地区师范学校，孙桂玲却名落孙山。第二年再考，孙桂玲再次名落孙山。两次名落孙山，孙桂玲自尊心受到了打击，她也就放弃了报考。

到了1978年年末，在王家坡大队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就孙桂玲一个人了，其他知青基本都招工进城了，个别人考上了中专或大学，还有一名女知青因为身体原因办理了病退手续。到了这个时候，孙桂玲突然感到了孤独和失落，因为她和当地农民结婚，也就失去了招工进城的待遇，她更加懊恼和痛苦，甚至开始后悔了，后悔不该不听张玉芹的劝说，要是自己不和王成柱结婚，就算考不上中专，最起码能进城当工人呀。这下好了，只能扎根王家坡当一辈子农民了。

可到了1979年初夏，事情有了转机，上级下发了文件，没招工的知青可以回原籍了。这下可把孙桂玲高兴坏了，能回北京，那可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事情啊。

可事情并不是孙桂玲想象的这么美好，到了公社知青办一打听才知道，和农民结婚的知青暂时还没有回城政策，说直白一点，就是和当地农民结婚的知青不能回城。

得到这个消息，孙桂玲心中的美好顿时化成了泡影，回到家她就病倒了，一连两三天不吃不喝，睡梦中还一个劲念叨：我能回北京了，我能回北京了……

王奶奶给孙桂玲做了鸡蛋面，孙桂玲一口也不吃，给她喂白糖水，她也不往下咽。王奶奶害怕了，就趴在她耳边轻声问她：“桂玲，你给奶奶说，哪里不舒服，我让大柱（王成柱）送你去卫生院。”“我要回北京……”孙桂玲有气无力地说道，王奶奶勉强能听清楚。

王成柱赶忙去公社知青办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像孙桂玲这样的情况，要想回北京，除非离婚。王成柱的父母也担心孙桂玲有个三长两短不好跟她父母交代，一家人和王奶奶商量了一下，决定让王成柱和孙桂玲离婚，让孙桂玲回北京。

一听自己能回北京了，孙桂玲眼睛亮了，她慢慢从炕上爬了起来。可刚坐到炕沿上，一头就载到了脚地上，昏了过去。王成柱叫来了赤脚医生，给她输了一瓶葡萄糖注射液，孙桂玲才慢慢醒了过来。

过了四五天，孙桂玲的身体状况好了一些，王成柱和她一起去公社办理了离婚手续。

回城手续办理得很顺利，很快就办利索了。准备回城时，王成柱的父母都不同意孙桂玲把孩子带走，这下孙桂玲又不干了，她说她离不开孩子。王奶奶就劝孙桂玲：“桂玲，你想回北京，就让你回，你走了，大柱就成了光棍，你要是再把孩子带走，他家这日子还咋过啊？你怎么也得给他家留个根啊……”

在王奶奶的劝说下，孙桂玲才答应把孩子留在山西，她一个人回北京。

1979年6月上旬，孙桂玲只身一人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才知道，事情并不是孙桂玲想象的那么美好。首先是住的地方，弟弟刚结婚，父母把那一间半大房子让给了弟弟，她父母住在了那一间小房子里，根本就没有她居住的地方了。实在没办法，她只好暂时住在姑姑家，和未婚的表妹挤在一张床上。

除了住的地方，工作还是个大难题。当时回城知青不是她一个，好多人都等着安排工作。无奈，孙桂玲先到街道服装加工厂干起了临时工（集体企业）。

一年后，孙桂玲嫁给了一位公交车司机，那个司机丧偶，有一个女儿，孙桂玲当了那个孩子的后妈。婚后生活还算可以，当时的公交车司机工资相对高一些，再加上她一个月也能挣二三十块钱，生活上没有困难。

过了几年，家里的条件好了一些，孙桂玲就跟她丈夫提了一个要求，她想回山西看看儿子王斌。她丈夫虽然一百个不愿意，最终还是同意她去一趟山西，但要快去快回，家里不能没人做饭。

回到山西，看看前夫的生活状况，孙桂玲心里很难受。真是家没家样，人没人样，她的儿子穿得脏兮兮的，在学校也不好好念书，见到她就哭着不让走。孙桂玲也有把儿子带回北京的想法，可王成柱的父母说啥还是不同意。

孙桂玲帮着把家里拾掇了一下，给孩子洗洗衣服，拆洗了被褥，正好又赶上王奶奶过世，她在王家坡住了五六天才回北京。回到北京，她丈夫就打了她耳光，说她不要脸，肯定给她戴了绿帽子。孙桂玲百口莫辩，忍无可忍，选择了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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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春天，孙桂玲所在的服装加工厂倒闭了，她成了较早下岗的工人。再就业难度很大，孙桂玲就自谋职业，自己经营了一家服装店。后来一位搞服装批发生意的个体户经常来她店里修改服装，一来二去，两个人产生了感情。那个小老板离异多年，两个人准备一起生活。

就在孙桂玲准备再婚的时候，王成柱给她打来电话，说费了挺大劲总算给王斌张罗了一个对象，人家要一万元彩礼。孙桂玲二话没说，就通过邮局给王成柱汇去了一万元。

再婚后，孙桂玲就关闭了服装加工部，跟着她丈夫搞起了服装批发生意。那时的生意还不错，几年下来，他们有了自己的房子，也有了一定的积蓄。

2007年春天，孙桂玲到了退休年龄，办理了退休手续，当时的退休金虽然不多，但自己不用再交养老保险了。到2016年，服装生意越来越不好干，孙桂玲的丈夫也到了退休年龄，他们就转让了市场的摊位和门店，过起了悠闲自在的退休生活。

那期间，孙桂玲也经常资助王成柱和自己的儿子儿媳，她丈夫虽然有微词，倒也没有过于干涉。孙桂玲也有过回山西看看的念头，但她始终没敢去。前车之鉴，她也有顾虑。

就在前两天，孙桂玲的儿子王斌突然来到了北京，找到了孙桂玲的家，王斌不是一个人来的，他是领着自己的儿子一起来的。看到孙桂玲，王斌就让他儿子叫奶奶。说句实话，自己的孙子都二十多岁了，孙桂玲还是第一次见。就连自己的儿子，孙桂玲也几十年没见面了。

儿子和孙子突然登门，令孙桂玲猝不及防，也令她左右为难。那天幸亏她丈夫不在家，她真怕儿子和孙子的出现，会影响到她现在稳定的生活。

这次王斌父子俩来北京的目的，是想在北京找点事干，最好能稳定在北京。因为王斌的儿子长得又矮又胖，在老家根本就找不上对象，他不想让儿子打光棍，所以就带着他儿子到北京找奶奶来了。

到底该不该和自己的亲孙子相认？到底该不该收留下儿子和孙子，孙桂玲非常纠结。不认下儿子和孙子吧，她觉得也说不过去。要是让儿子和孙子住在家里或留在身边租房住，她还担心自己的丈夫不同意。到底该怎么办啊？孙桂玲还真没了主意。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孙桂玲女士）